5月25日，《日经亚洲评论》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，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，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。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，以弥补损失的时间。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。
而据台湾《联合新闻网》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，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、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，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，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，至少3000万部以上。
《日经亚洲评论》报道截图
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，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，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。“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，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，”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，重新开放的步伐仍“相当缓慢”。
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，苹果CEO库克表示，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，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。他还提到，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。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，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，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。
据《日经亚洲评论》报道，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，初步命名为iPhone14、14 Pro、14 Max和14 Pro Max。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.1英寸屏幕，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.7英寸屏幕。另外，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.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。
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（NPI）流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，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，用于大规模生产。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，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。
前述日媒称，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，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。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%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，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。对比来看，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%的iPhone13代工订单，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。
5月25日，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，对方表示，疫情虽有影响，但是影响不大。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，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，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，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。
苹果CEO库克 图源：英国《太阳报》
《日经亚洲评论》报道称，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，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，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，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。
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，但知情人士称，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，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。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，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（EVT）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，并制定物料清单（BOM）来计算制造成本。
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，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。通常情况下，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。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。
“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，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，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，”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，“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。”
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，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，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，但问题不大。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，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、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。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，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，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，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。
“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，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，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，”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·韩表示，“目前，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（苹果）产品发布的时间表，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、长期的影响。”
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。她表示，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，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。这不仅会影响生产，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，“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”。
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，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，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，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。报道还提到，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，分析师表示，包括iPhone、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，逾90%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。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，“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，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。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。”
现实是，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，但直到2020年，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.3%，到2021年，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，占比将将上升到3.1%。
更重要的是，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，在印度的“生产”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。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在2019年，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，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，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，苹果供应商及工厂，90%都在中国，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，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，达到349家，不仅如此，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。
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，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，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，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、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，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。
对此，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，与其过分关注所谓“产业链转移”，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，他分享过三个观点：
第一，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，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，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，是下游的强势品牌（耐克，阿迪，三星，苹果），而不是代工厂本身，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。
第二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，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。
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，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，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+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，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，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。
第三，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，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。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，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，大进大出，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，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，取代台系厂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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